休谟还探讨了政府管制市场的消极后果，尤其认为自由贸易对于所有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应该有显著的有利影响，因此，任何伴随的代价(属于短期性质)都是值得承受的。休谟认为为了保持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适度的税收规模。休谟一方面赞同重商主义学派关于“贫困的效用”理论，认为增加税收“会成比例增加人们的勤劳”。

　　另一方面他强调，由于经济活动也受消费欲望的驱使，获得消费目标的困难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会导致失望。从税收对勤劳刺激效果考察，应该存在税收水平。在休谟的经济哲学中，他曾站在的道德立场上，对商业的和工业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休谟运用的道德判断标准是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中提取的。

　　休谟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前三种动机，即消费、有兴趣的行动和快乐的欲望，是个人幸福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有助于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且终有助于人类福利的整体改进。休谟认为，经济增长还有利于许多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如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和机械论的艺术的知识的增长，以及培养人性和同情意识；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并且，通过对知识和同情意识的增加的影响，推进对政治艺术与政治和谐的理解。在分配理论方面，休谟作为18世纪的经济学家已不同于17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再由地租引出对利息的说明，而是把利息和利润联系起来。他认为利息和利润存在相互影响，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但他没有明确指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他揭示了利息率发展趋势，认为利息率低是经济发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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